宋代的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自苏轼以后，黄庭坚和姜西诗派的理论、创作几乎主宰了整个诗坛。

　　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理论观点都是针对姜西诗派的弊病的。

　　他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仆之《诗辨》，乃断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之一论。其间说姜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

　　较与唐代，宋代诗歌发展出了自己的新路，运用古文创作的方法来写诗，细腻流畅而富有理趣，议论深邃而饶有兴味，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散文化的特点。然而，古文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很不容易分清楚，因此也造成了文学观念上的混乱，所以散文化在另一方面又容易使人忽略诗歌艺术的审美特性，把它变成押韵的文章，以大段的议论代替生动的形象，以枯燥的说理代替感人的抒情，以典故的堆砌代替幽美的意境，以险僻的文辞和烦琐的声律代替逼真自然、如在目前的情景描写，以抽象的理论思维代替具体的艺术思维。这样，就会走上违背艺术本身规律的错误创作道路。这在苏轼、黄庭坚诗歌创作中已经有所表现，但并没有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苏轼并没有因为散文化而忽略了诗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

　　与苏轼重视自然天成不同，黄庭坚代表了讲究文字雕琢、典故堆砌的另一种创作倾向，但他在创作中也还是比较注意诗歌艺术的。

　　可是他们的后学，特别是以黄庭坚为宗师的姜西诗派，则片面地发展了这种创作风气，使宋诗的散文化逐渐走向它的反面，以说理、议论、用事、押韵为工，而不重视意象之精妙和意境之深远，这不能不说是诗歌发展中的一个危机。

　　是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

　　特别是在《诗辨》中，他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师，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严羽的“别材”、“别趣”说，正是针对宋诗的这种弊病而提出来的。

　　严羽把诗歌艺术特点归纳为“兴趣”二字，他最佩服的盛唐诗人之所以不可及，就是在于他们“惟在兴趣”。

　　关于“兴趣”，严羽《沧浪诗话》中有三种提法：一是兴趣（盛唐诸人惟在兴趣）；二是兴致（近代诸公，多务使事，不问兴致）；三是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这里，兴趣、兴致、意兴三者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只是用在不同的地方，其含意略有侧重而已：兴趣侧重趣，兴致侧重兴，意兴侧重意象（意）。

　　诗歌是以“兴趣”为其特点的，而“兴趣”是不能靠知识学问来获得的，它要靠“妙悟”来领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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