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赋予了词的题序以新的功能。有些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以确定词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化此篇，兼怀子由。”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由，也规定了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苏辙。另有一些题序与词文本在内容上有互补作用，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文本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法。《江城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实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并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苏轼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代替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阙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涵着对历史人物和自我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笃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正因为如此，苏词和苏诗一样，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海风雨般的新风格。

　　苏轼在当时的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般的围绕在他的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在他们还不大为人所知时就得到了苏轼的热情鼓励和培养，在文艺方面各有成就，和中唐时期的“韩门弟子”后先辉映。苏轼以丰富的、多方面的创作实践，继承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事业和成就，最后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并把这运动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创立了豪放词派，为南宋爱果词人开先路。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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