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覆王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正至体至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正策上有较大的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果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战果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现，产生了一批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寄托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文人。文坛在经历了秦代和汉初的沉寂之后，到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作家群体再度生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辈出。

　　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汉代的管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事实上，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

　　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朱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注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汉书·淮南王传》）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汉赋和楚辞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新文体确立之后，也和楚辞一样成为士人柜组的诵读物，汉宣帝时还有过这样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诵读奇文及自己作品的方法为宣帝的太子、亦即后来的元帝治病解闷，其中的奇文当有楚辞类作品。这种惊伸疗法效果明显，不但太子得以康复，而且经他倡导在后宫形成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事见《汉书·王褒传》）。

　　到了东汉时期，人们诵读辞赋的兴趣依然很浓，就连柜组妇女也主动参与，出现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专门着作。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虽然诵读辞赋者并未都成为辞赋作家，但汉代许多人确实是从诵读辞赋开始而顺理成章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扬雄少而好学，“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他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并且加以摹拟，他本人也成了汉代重要的作家。王逸着《楚辞章句》行于世，他还创作诗赋等作品多篇。汉代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汉代的文人也以辞赋家居多。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两汉选拔人才注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至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到了推动作用。汉代钟秧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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