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几，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后汉的落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许多着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是时学者称东观以为老氏臧室、导家蓬莱山。”（《后汉书·窦融列传》）东观任至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不过，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类的活动。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落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选送，一度多达千人。灵帝下诏，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松、江览等32人图像立赞，用以激励学者。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枫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汉初年，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士涂，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士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

　　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汉朝经济的繁荣、果，力，的强盛、桨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琉、诸子百家，各类人物纷至沓来。就是篇幅有限的郊记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

　　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桶帝，果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评盛世。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西生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是主要，潮流。

　　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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