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的文人也相互模仿。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文体方面的，甚至具体的谋篇布局也多有类同之处。流行于汉代的大赋、蚤体赋、七体、九体、设辞等，都留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汉代文人在摹拟他人作品过程中也有创新，但在整体格局上的因循守旧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强调传授先师之言。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视导术，受到学界的，谴责。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的束缚。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所建树，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

　　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作为大汉天声的辞赋，从东汉中期起，大赋呈现衰微趋势，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正统的史传文学作品也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把《汉书》和《史记》相比，班固删去了司马迁许多精彩细致的叙述和描写，篇幅大为减少。从文学样式上看，短小精练的五言诗从附庸变为大果，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巴主地位。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为的是便于传授。有的是一删再删，解经文字大幅度精减，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籓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重身份。《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论里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仁论，美教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瑟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上述观点为吃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汉赋的评价，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各家的褒贬毁誉不同，但都是从经学的几点上立论，以经论屈蚤，以经论汉赋，在这点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即使像王充那样富有批盼精神的思想家，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汉代文学思潮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这就是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提出的“发愤着书”说，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压抑以后的情怀爆发。但是，在经学风气弥漫的汉代，司马迁的这种文学理论难以得到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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