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于词的内容，苏轼在语言上也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风气，多方面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尔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还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气格，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这首先决定于宋代文人正至地位的改变和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北宋一些着名文人在正至上都有比较远大的抱负，他们不满晚唐五代以来卑靡的文风，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词坛上起影响。在范仲淹、欧阳修的词里已有一些风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确反对依声填词的作法。苏轼继承他们的作，风，加以恢宏变化，从而开创了词坛上一个重要流派。其次，决定于苏轼一生丰富的经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令袖地位和他在诗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满足于前代词人的成就，也反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词在当时不是由关西大汉来唱的，然而这话却生动地说明了柳词和苏词的不同风格。

　　苏轼的词，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寄托个人的怀抱，如《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河道中遇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等，所有这些，跟他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和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苏诗苏词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扩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了文学中心的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这在苏词中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之前的词，大都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生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文本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桶一体。与张先的词题仅起交代创作的时间、地点的作用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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